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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文学》“某地行”是否“有偿作品”？

在当下的中国，即使是一个文学阅读者，也很可能已经与《人民文学》这本杂志久违了，但是，这并没有减弱它在中国文学界的地位。这本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文学刊物，由最高领袖毛泽东题写刊名，创刊于1949年10月，与新中国同龄，在五六十年代即已确立了它在国内文学刊物的翘楚地位，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很多著名的作家都在这本刊物上留下了他们的足迹，它发表的作品和评论都曾经在当代文学史上发生了重要的影响，《人民文学》因此而享有“国刊”的盛誉。

今天，中国文学的版图已经改写，特别是文学的边缘化使众多文学刊物面临订户减少、影响力衰退的困境，《人民文学》也出现了这样的危机。但即便如此，在现存的众多文学刊物中，《人民文学》仍然享有别的刊物难以望其项背的江湖地位，很多作家仍以作品刊登在这本杂志上为荣，因为，它还是象征着一定的身份。

最近几年，《人民文学》开始走出深闺，面向市场，它加厚了篇幅，成为国内不多见的一本大型文学月刊，这使它有条件可以一期发完一部长篇小说。它还曾经发表了在文坛上有巨大争议但却为年轻读者追捧的郭敬明的小说，据说这期刊物因为有了小四的招牌而在北京的报刊亭里一抢而空。《人民文学》与市场的接轨当然不止于此，翻阅近几年的《人民文学》，我们还经常可以读到由若干作家联合写作的散文随笔。仅以去年出版的12期杂志来统计，就可以看到，有10期杂志刊登了这样的作品。如果把它们的名称记载下来，倒也蔚为壮观：“慈溪行”、“南水北调记”、“昆明行”、“丽水行”、“茅台行”、“海南农垦行”、“古贝春行”、“湄潭行”、“鄞州行”、“扬州行”。

光看这些名称，我们会以为这是作家们写的游记。在文学这个世界里，历来有游记文学这种体裁，中国古代文学的宝库里就有不少这样的华章，供一代又一代的后辈反复诵读。但是，《人民文学》上刊发的这些作品却并不单纯具有游记的功能，它披上了游记的外衣，却一律是作家对所到之处进行的讴歌式文字，其中有很多与《人民文学》的广告直接挂钩。因此，与其说它们是游记，不如套用新闻界一个以前还不大好意思说现在已经登堂入室的新创体裁——软文。比如，去年第五期上刊登的“茅台行”，就是为《人民文学》的广告大客户茅台服务的，5位作家的文字，都是用尽了自己的生花妙笔，为茅台所作的宣传。在我的印象里，这已是《人民文学》组织的第二次“茅台行”了。自然，这些软文为《人民文学》赚来了滚滚财源，除了每期可以刊登茅台的广告以外，茅台还慷慨地为《人民文学》的作品评奖提供了资金，当然，那种评奖称为“茅台杯”是必须的。

作家们每到一个地方，自然会在当地得到好酒好肉的招待，作家们为撰写这些软文也牺牲了不少脑细胞，因此给一个厚厚的红包也是不在话下的。茅台自然有的是钱，花这点钱只是小意思。但是，《人民文学》组织的这种“某地行”，更多的却是到地方上去，出面招待的只能是当地政府，财政资金就这样通过《人民文学》这个中介，源源不断地进入了作家的腰包。也许，地方政府并没有出钱，而是由当地的企业来慷慨地买了单，但即便如此，企业应该也是看了当地政府的面子才愿意掏这个银子的。对于企业来产，这样做是不会吃亏的，它帮助政府达成了某种交易，政府在适当的时候，也一定会利用它对当地市场的话语权给它更多的市场份额的。《人民文学》通过这种连篇累牍的“某地行”，为政企合作搭起了桥梁，它自然也得到了可观的收获。自然，与这种“某地行”配套的是，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些进入了《人民文学》“某地行”的地方在其版面上承包的地方形象广告。这自然也算不了什么的，即使是在CCTV的荧屏上，也经常能够见到地方的形象广告，大把大把的财政资金正在进入央视，《人民文学》作为一本文学刊物，也算是赶上了这个好时候。

毕竟是《人民文学》，虽然在读者中的影响力正在式微，但在作家当中还是有号召力的，由它组织起来参与“某地行”的作家，一个个都可称得上文坛大腕或者茁壮成长的新星。他们确实出手不凡，写出来的游记至少在文字上还是五彩纷呈的。只是这些文章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看不见当地的人，这也怪不得这些作家，这些领命而来的作家们到了某地，除了接受当地的安排住进星级宾馆，奔走于旅游胜地，辗转于觥筹鱼肉，哪里还有精力按他们经常标榜的那样“深入生活”，能够留下一地空洞而漂亮的文字已经是勉为其难了。更奇特的是，这些作家不管是豪放派还是婉约派，不管他们平常的作品中是刻薄尖酸还是嬉笑怒骂，在操弄“某地行”时都是和风细雨，莺歌燕舞。这也难怪，毕竟是“遵命文学”，毕竟是软文，喝了人家的酒，拿了人家的红包，自然只能按照人家的意志来写作了。

《人民文学》曾经是一本“国刊”，通过对它的检阅，可以看到几十年来我国文坛的风云变幻，已经有多位当代文学研究者对《人民文学》进行过专题研究，写出了洋洋洒洒的专著。今天，文学的多元化发展已经使“国刊”的形象瓦解，研究者们如果再拿今天的《人民文学》作为样本来观察国家的文学走向，难免会陷入以偏概全的误区。《人民文学》曾经的“国刊”身份，它在今天的剩余价值就是可以畅通无阻地进行“某地行”，这已经是地方上的文学刊物无法办到的事。因此，将《人民文学》上刊登的这些“某地行”铺排开来作番研究，倒也可以观察到当下的文学和作家们，是如何为了五斗米，不，其实是了一杯茅台和一个红包，折下了他们尊贵的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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